裘沛然

裘沛然，原名维龙，男，汉族，浙江宁波慈溪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国医大师称号获得者。曾就读于国学专修馆，当时在国学馆任教的为江南著名学者施叔范先生。他童年时在施公处就学虽仅二年，然已初步奠定了古汉文的基本知识。其后他在家自学经史百家之书，旁涉新文学和自然科学书籍，特别对化学饶有兴趣，学习颇为勤苦。其叔父裘汝根通晓针灸学，为广西名医罗哲初之高足。裘氏在深读的同时，挤出一定时间从叔父学针灸，故对中医古籍及针灸临床亦粗晓其理。时值军阀混战，国是日非之际，他虽有匡时经世之志，而当时的时代思潮，革新者主张把中国古文化扫地以尽，另一面则力图维护封建礼制，均与他的理想不合，乃锐志于医学。

1930～1934年入丁甘仁先生所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学习。并在名医丁济万诊所临床实习，又常请益于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之门，深得上海诸名家的青睐。

1934～1958年悬壶于慈溪、宁波、上海，以行医自给，临诊之余，勤研中医学和历史、文学、哲学等，家中藏书数万卷，寝馈其中20余年。1958年进入上海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诸教研室主任。其时，学院开创伊始，无现成的教材，他就率领针灸教研室教师，并带头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并在短短的四年中主持编写出了六种针灸书籍，推动了全国针灸学术的发展。他对教学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他还创造性地制订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对中医教学质量提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他讲理论常常联系实际，还多次带领学生下厂，下乡。

裘沛然先生善治疑难杂病，倡导“伤寒温病一体论”，提出“经络是机体联系的学说”及“疑难病症治疗八法”，对中医学的发展提出“中医特色，时代气息”八字方针，并对“中医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独到见解。裘沛然先生精通医道，兼通文史哲，笔耕不辍，获得了几十项奖励和成果。

裘氏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裘氏在1984年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并为院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曾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暨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全国第一届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导师，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的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首届“上海市名中医”。他为学院的教学改革，学术研究，专业设置及对“中医法”的讨论等，召集院内外的著名专家共同研究，并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意见。

2010年5月3日，国医大师、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终身教授裘沛然先生因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于5时在上海龙华医院逝世，享年97岁。

他对教学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他还创造性地制订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对中医教学质量的提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他讲理论常常联系实际，如教授针刺手法，在临床亲自显示操作方法来训练学生，以及在临床带学生实习，还多次带领学生下厂、下乡，既提高学生感性认识，又以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服务的精神灌输给学生。他从早到晚，甚至在风雪交加之夜，奔走于泥泞道路到病家为危重病人治疗。这种身教重于言教的精神在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甩长期从事中医教育和中医理论及临床的研究工作，广闻博学，在中医基础理论及历代各家学说方面颇多建树。

裘沛然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19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经常参加卫生部召集的论证中医工作和探讨医学的各种会议，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有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会议上，他作了“祖国医学的继承、渗透和发展”的长篇学术报告，提出中医发展有三条途经：首先是提高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二是采用多学科发展中医学；三是中西医要求真正的结合。他的报告受到全国许多学者的赞扬，并为有关刊物转载发表。

1979年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任市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任市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市及兄弟省市的医药单位及教学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和考察工作。对振兴中医事业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及教学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担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经常为政府献计献策。兼任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顾问，作出很多贡献。

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汉代医学家张仲景着《伤寒杂病论》开辨证施治之先河，为治疗外感热病树立圭臬。他首先从病证概念作缜密的考证，并以充分的资料说明，“伤寒”这一名词本是古代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近代医家所称的温病。温病中还有许多具体病名、病因病机及证治大法，在《伤寒论》中亦基本论及，伤寒与温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同义语。再从实际内容分析，伤寒论以八纲为主导，以经络脏腑（包括三焦）为基础，从病邪的性质、受病的部位、正气的盛衰、证候的表现而辨证施治，这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共同依据。

关于经络学说的研究“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体现了祖国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点”。

裘沛然指出，经络包括“点”、“线”、“面”3个部分。近代医家所发现的压痛点与过敏带等，也是经络反映的印证和充实。有人认为某些压痛点与皮肤活动点同经络俞穴不尽符合。这是因为经穴仅仅是经络学说中的一部分，它还包括经别、奇经、经筋、皮部及标本，根结之类。

关于十二经病的“是动”与“所生病”的涵义，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历代医家或从阴阳气血论，或从本经他经论，或从内因外因论，或从经络脏腑论等等。裘沛然认为，历代诸说虽各言之近理，但《内经》中“是动”的原意是从经气发生病理变化方面而言，“所生病”是从经脉和俞穴所主治的病证方面来说，两者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

50年代裘沛然曾发表《奇经八脉循行经路考正》一文，在李氏基础上进一步对奇经的循行路线详加厘订，勘谬正误，为后来的教科书所征引。1960年，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奇经八脉研究》 ，展示了他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于养生观裘沛然对养生学说深有研究。他曾分析了中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义，并发表“高明的医生是防病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是消灭医生”的见解。

还主张，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需要处处注意摄养爱护，使之多贮存而少消耗。

裘沛然还对唐代医家孙思邈学术思想和诊治经验尽发掘能事。他倡言“孙氏医论，重在‘诚’字”，“孙氏选方，克臻‘精’字”，并系统研讨了《千金要方》 、 《千金翼方》中近6000个处方，归纳其遣方用药的特点为：简易见长、平正取胜，奇崛跳脱、杂乱有章等，给人以很大启示。

裘沛然在临床方面亦具有丰富经验，对于疑难杂症的治疗尤多心得。他所写的《疑难病证的中医治法研究》一文，是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1987年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该论文总结养正徐图法，反激逆从法、大方复治法、内外贯通法、培补脾肾法、斩关夺隘法、随机用巧法、医患相得法等8种疗法，融哲理、医理为一炉，医界评之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佳作。

他早年曾治疗一痢疾危证。患者一日痢下数十次，病延二旬，已濒危殆。中西医历治无效，已到不能进食、神识昏糊、脉微欲绝、四肢厥冷的险恶阶段。裘为之处一方，方中集补气温肾、清热燥湿、通里攻下、涩肠收敛及养阴等于一炉，似乎是一张“杂乱无章”的“兼备”之方，可谓“混沌而又混沌”。结果药后翌日即痢止神清，腹痛亦除，脉转有力，胃思纳谷，仅二剂而病痊，病家为之惊喜。说明“兼备”法并非杂凑成方，其中寓有缜密和巧思。

崇尚精奇巧博裘沛然根据自己多年临床的体验，觉得要提高疗效，可概括为“精（处方贵精）、奇（立法宜奇）、巧（用药在巧）、博（关键在博）”4个字。

1、“学如测海深难识，理未穷源事可疑，诗到换年浑是梦，世犹多病愧称医”。

2、“读书越多，越觉知识贫乏。人生苦短，学问无穷”。

1、裘沛然．壶天散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2、袭沛然主编．中医历代各家学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

3、裘沛然参与主编．中医各家学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

4、裘沛然参与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内科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5、袭沛然参与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综合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6、裘沛然主编．上海名医学术精粹．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0年

7、裘沛然主编．新编中国针灸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8、裘沛然主编．中国中医独特疗法大全．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年

9、裘沛然著. 人学散墨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8-12-1

裘沛然十分重视中医教育的教材建设。1958年他刚进入上海中医学院针灸教研室，即着手教材建设，带头编写针灸教材。在短短4年中，针灸教研室便出版了《针灸学概要》、《经络学说》、《针灸学讲义》、《刺灸法》、《腧穴学》、《针灸治疗学》6部著作。1960年和1964年，裘沛然两次受命卫生部担任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编审中心组成员，1977年又任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他全力投入工作，认真负责，出色地完成了10门教材的审阅修改任务。

裘沛然还为加强中医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训练付出了艰辛的劳动。1964年春季，他受上海中医学院委托带领工作小组负责中医各门课程基本内容提纲和基本训练项目两个方案的起草工作。他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拟订了《中医各门课程基本内容提纲》，对中医各门课程的基本内容，根据其不同性质，分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简称“三基”）3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六年制中医专业基本功训练项目》，对中医专业的各门课程的知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疏理，列出分段进行训练的计划。“三基”训练的实施，对于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裘沛然曾担任多门课程和各种层次班级的教学工作。教学中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特别注意在教书中育人。

裘沛然在中医基础理论、临床治疗、教学研究等多方面的贡献，同他一生治学精神的勤奋、治学态度的严谨是分不开的。

裘沛然勤于学习又善于思考。他自己也说，自己“一生治学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又不断进取的过程”。裘沛然的学习兴趣十分广泛，早年在私塾中课读时，除学习古籍外，对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化学、医学等也广泛涉猎。后来致力于医学，其阅读求知的面远不局限于医籍。在历代医家中，他尤心折孙思邈、李时珍、张景岳等学识之广博。

务实精神是袭沛然治学方面的另一个特点。他认为，无论是做人、做学问，都必须务实。务实，不仅是学风问题，乃是正世道而兴邦国的一门大学问。本着这种精神，他对古代的一方一药都认真对待，究其所以。

自1958年以来，任《辞海》副主编兼中医学科主编，主持编写《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卷、《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中医历代各家学说》、《新编中国针灸学》等30余种著作，所撰论文计30余篇。其中主编《中国医学大成》三编，计950万字，对赵氏旧著作了大量删增。特别是其晚年的力作《壶天散墨》一书，以“扶择陈言，剖拆疑似，俯仰古今，直道心源”以议论精辟，见解高超，文笔优美而见称当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有《剑风楼诗文钞》为世所称。

裘氏是全国著名中医理论家，中医临床学家，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学者，他以广博的文史和科学知识，被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他虽已达八旬之年，仍深深感到自己知识浅薄，“名浮于实”而勤奋不倦地研究学问，裘氏能诗善文，曾感赋一绝：“学如测海深难识，理未穷源事可疑，诗到换年浑是梦，世犹多病愧称医”。这寥寥数语，体现了他一生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追求真理的精神，诗中虽寓有一些“才华迟暮”之感，但他还是念念不忘病人的痛苦，而对世界人民的幸福寄以殷切的关怀和无限的希望。

裘沛然先生是中国著名中医学家，年近九秩，行医七十年，医德广被。他读书万卷，著作等身，所主编及撰写的医学与诗文书籍达36部，寝馈于《辞海》工作逾四十年，还编著其它各种辞书、丛书和医学百科全书等巨著，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

《裘沛然选集》，分上下两集；上集有三个部分：一为文集，二为医论，三为剑风楼随笔；下集有两个部分：一为医案，二为剑风楼诗集。

本《选集》集中了我国著名医学家、诗人裘沛然的主要著作404篇（首）。上集分为文集、医论和剑风楼随笔三辑，下集分为医案和剑风楼诗抄两辑。其中医论35篇，随笔66篇，医案125则，诗歌140首，共70万字，另有图片40余幅。

在《裘沛然选集》中，裘老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助于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以义制利”的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成人之道”的思想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这四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他还简述了为人的三大原则———即提倡“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裘老说，树立这样的养生观，既可寿人，还可寿世，比热衷于“保健补品”，更能获益。

裘沛然对养生学说深有研究。他曾分析了中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义，并发表了“高明的医生是防病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是消灭医生”的见解。

他认为养生的根本在于“全神”。中医学中的“神”，是人生命的内核。裘沛然所说的“全神”不仅是通常所说的感觉思维、“神色”、“神气”，而是指“神明”的妙用。

他指出：“神”实际上就是科学家远未了解的宇宙界的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是“妙万物而为言”的。人为万物之灵，得神最全，故凡人体的生长衰老寿天以及气血精髓的充养，喜怒哀乐的调控，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等诸多生理活动，无不赖“神”所主宰。他比喻说：人有如一部最精密的“自动机器”，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补、自我适应、自我控制四大功能。这四大功能只有在精神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治疗疾病的任何手段和措施，都是通过“神”的功能发挥其治疗效应的。倘若病人到了“神不使”的境地，药虽对症也难以为功。因此，养生首先要全神。

所谓“全神”，就是努力使自己的精神完美无缺，要运用各种修心养性、澄心息虑的方法，使自己的心态保持至善至美、恬澹宁静的境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有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摒除邪恶和贪欲之心，不慕求浮荣，不损人利己，破除私心杂念，要有忠恕仁厚、纯一无伪的精神。只有在心神极其安宁、“碧海无波”的情况下，“神”的功能才能得到高度的发挥，而使人体气血和畅，五脏安宁，精神内守，真气从之，这是保持和达到人原来应享的年寿的关键。

裘沛然指出，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没有思维，问题在于思一定要“纯”，能纯则“全”，精神纯真专一，潜心学术研究，为人民多做好事，自然心安神怡，形劳而不倦。至于喜怒哀乐乃人之常情，但七情之发贵乎“中节”。所谓“中节”，就是注意不要超过精神活动的“临界度”，如七情过度可伤神，神伤则致百病。古人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寓有“中节”的意思。《内经》提出“生病起于过用”。情志活动、房室劳逸、饮食五味等，均须“动而中节”，不可过用，过用则病。

裘沛然还主张，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要处处注意摄养爱护，使之多贮存而少消耗。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必需，但如纵情于犬马声色，必然耗伤精气神而损及年寿。所以“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啬”，就是要摄神、葆精、爱气、养形。“啬”与“中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节是指不要超过身心活动的正常范围，而啬的含义则是使精气神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

裘沛然所倡导的“全神”、“中节”、坚持“啬”字的养生要义，是在继承历代养生家的经验和理论并总结自己的实践体验后提出来的。他非常重视养生的地位，曾在报上着文说：“养生康复必将成为人类医学的主流和热点。因为医学的最终目标必将发展到人们在身心两方面可以自我康复和长寿的水平，我们的养生康复事业前途不可限量”。

◆ 他总结疑难病证治疗八法，持论伤寒温病学说于一体。

◆ 他以“人学”至理，倡“文化大道”，展一代鸿儒大医风范。

5月，裘沛然在上海交通大学出席赠书仪式，将自己最新出版的文化论著《人学散墨》赠送给上海部分高校学子。

6月，上海东方卫视播出“国医大师裘沛然”的人物访谈专题节目，裘沛然与主持人对话中医学与传统文化。

10月，裘沛然现身在上海举行的“中医药发展与人类健康”国医大师暨专家研讨会，就振兴中医药事业建言献策。

11月，上海中医药大学成立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国医大师裘沛然与中医和人文社科界的一批重量级人物受聘。裘老担任该中心名誉主任。

……

从这些不时见诸媒体的活动报道中，不难想见，已是95岁高龄的裘沛然以他的健康、智慧和赤诚，呕心沥血地书写着他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辉煌篇章。

丰厚扎实的理论学养、活人无数的方药实践、博学多识的儒学功底、能诗善文的艺文才情、高德大义的济世仁心，是对一代鸿儒大医裘沛然的真实写照。

他酷爱读书，医儒并修；他涉猎广泛，博采众长；他勤求古训，融会新知

裘沛然一生酷爱读书，居所多置书橱，藏书逾十万卷。他读书范围十分广泛，早年就学私塾和国学专修馆，除传统儒家经典，对哲学、史学、文学、化学、医学类书籍也广为阅读。后来致力于医学，但阅读求知面远不局限于医籍。他的藏书中文史类及其他自然科学书籍差不多占到一半。他常说，“读的书越多，越觉得自己知识的贫乏。人生苦短，学问无穷”。

读书之趣得之于少时机缘。裘沛然1916年生于浙江慈溪，7岁始入私塾，11岁就读国学专修馆，先生施叔范是当地硕儒，博学通达，仁爱好施，而督学甚严，要求他熟诵经史百家、唐宋词章。午夜一灯，晓窗千字，习以为常。业师的品格风范和教育启迪，让年幼的裘沛然初窥国学之门径，并虚心好学，手不释卷，循序渐进。

13岁时，裘沛然于念书之余跟叔父裘汝根（广西名医罗哲初弟子）学习针灸。除了经常侍诊左右，对针灸要籍、中医经典，他都择要背诵，渐次粗通医理。

裘沛然的青年时代，正值军阀割据，世事纷乱，复古、崇洋，各走极端。均与他经世致用之志不合，遂把人生理想寄托于医学一途。1931年他来到上海，求学于一代名医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教师大多是沪上医学名家，他学习更为刻苦认真，埋头读书，浸淫于医学和国学典籍。

凭借厚实的古文功底，以及博学强记的天赋，他用心钻研，基本掌握了中医四诊八纲、临床辨证施治的要领，尤其对中医重要著作《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千金要方》、《温热经纬》中的主要内容，都能熟读掌握。

他读书不限于课程安排，而是杂取百家。单以伤寒一类而言，就研读过数十家著作，如郭白云、成无己、柯韵伯、尤在泾及日人丹波元简父子之书，对莫枚士的《经方释例》和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亦饶有兴趣。温病方面，则旁及叶、薛、吴、王数家，尤偏嗜叶天士与王孟英的著述。另如金元四大家和李时珍、王肯堂、张璐、喻昌、张景岳、沈金鳌、林佩琴等医家著作亦通读一过。但他最爱读的还是历代的医案、医话，因为这一类书多是前人的临床记述。对于西方医学和现代科学的有关书籍，亦曾粗加浏览。在国学方面，虽经、史、子、集，浩如烟海，亦择要选读。

无论课堂听讲还是随师侍诊，他还喜抄录笔记，以为反复阅读揣摩之用。他曾用蝇头小楷抄录了十多种医籍和讲义。到后来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发行了《读医抄本拾遗》，书中汇集的“伤寒论”、“温病学”、“舌苔学”、“妇科学”4本抄本，均是他70多年前抄录而仅存的笔记讲义。当时他还整理了丁济万老师的临证处方，编成一本《丁方集成》，同学一时传抄。

读书和临证的用心，使他掌握了丁师的学术特点、遣方用药常规，以及经验效方，同时，他又常请益于名家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受益匪浅，日见长进。

1934年，裘沛然毕业后自开诊所，先后在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悬壶。1958年，应聘入上海中医学院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数十年来，读书仍是他最大的爱好。徜徉于医学之林，使他辨识百家之长，探究其微言大义，每多领悟。而医学之外的知识，则让他有大道相通之慨，触类旁通之能。

他在古稀之年，还对中医历代文献中众多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做详尽的搜罗、研讨，并主持编写了《中医独特疗法大全》，书中收载了200余种治病方法。而在年过八旬之后，复阅二十四史和古今载籍，为写作《人学散墨》多举例证，增强说服力。

他总结疑难病证治疗八法，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提出养生“一花四叶汤”

裘沛然临床经验丰富，对疑难杂症的治疗尤多心得。他总结的疑难病证治疗八法，可谓融哲理、医理为一炉，在医学界引起热烈反响。

他认为，疑难杂症缠绵难愈，有五方面原因。一是人体正气表现十分虚弱，失却制止病邪的能力；二是病邪峻厉，人体正气不能抗拒；三是病情复杂，或表里同病，或寒热错杂，或大虚大实和虚实夹杂；四是病邪深痼，相互胶结，深入隧络，不易祛除；五是患者失去信心，精神崩溃。

因而他提出，辨证仔细，分析全面，才能制定正确治疗方法。一是养正徐图法，调养扶助正气，使正气得充而驱邪有力。二是反激逆从法，如在热盛火炎的病证而用大剂寒凉的方中加入少量温通之品，或在寒盛阳微的病证应用温热重剂中加入苦寒药，峻补方中略加消导，攻泻方中又加入补正之药等。三是大方复治法，广集寒热温凉气血攻补之药于一方。四是内外通贯法，根据脏腑经络为一整体、营卫气血周流内外，将中医外科学许多名方应用于内科疾患。五是培补脾肾法，着重调补脾肾。六是斩关夺隘法，在邪气盛实，正气未衰的情况下，果断投以峻厉祛邪方药。七是随机用巧法，医者运用巧思，投药紧扣病机以取捷效。八是医患相得法，医患精神糅合为一，使病人精神安定，激发抗病正气。此外，他还善用古方治今病，用方知常达变，讲究处方贵精，立法宜奇，用药在巧，关键在博。

裘沛然在学术理论上，搜百家学说，在伤寒温病学的融合、经络的研究、养生学说、中医药学术思想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新见解。

他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针对伤寒和温病两个学派长期的论争，他从病证概念到实际内容进行研究考证，指出“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近代医家所称的温病。温病只是伤寒的分支，温病学说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认识和证治，应从实际出发，使伤寒与温病的机理治法成为一个整体，才有利于外感热病的诊治。

关于经络问题，他提出，“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是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它体现了祖国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点”。经络担负着传输气血、运行营卫、联系脏腑、濡养组织等重要作用；当机体发生异常变化时，经络具有反映病候、传导病邪的作用；在应用针灸或汤药施治时，又有接受刺激和传递治疗效应的作用。他指出，经络除“点”、“线”相连之外，还应当从它隶属范围较大的“面”来理解。

论及养生之道，裘沛然认为，养生贵在“全神“，最重要的是养心。他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和体验，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养生“一花四叶汤”，一花，即指身体健康长寿之花；四叶，即一为豁达，二为潇洒，三为宽容，四为厚道。

针对中医药学术的基本思想，他的观点是，中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学科，其内涵是科学技术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体；中医学的精髓，就是效法自然、研究自然，利用自然，探索人体生命规律，并创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

他教书育人，强调德才兼备；他建言献策，为中医发展鼓与呼；他著作等身，主编出版书籍42部

裘沛然1958年进入上海中医学院，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和各家学说诸教研室主任。其时，学院开创伊始，无现成教材，他就带头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在短短的四年中主持编写出了《针灸学概要》、《经络学说》、《针灸学讲义》、《刺灸法》、《腧穴学》、《针灸治疗学》等6部针灸学著作。裘沛然数次受命卫生部参加和主持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编审工作，出色完成了10门教材的审改任务。他勤于著述，主编撰写出版中医论著42部。

在教学工作中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他还创造性地制订了中医“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以提高教学质量。曾获卫生部领导和中医界的赞同。适值“文革”肆虐，旋成劫灰。

他特别注意在教书中育人。他认为培养选拔人才的原则当然是德才兼备，而德是首位的，德比才更重要。他说，为医者，首先必须是一个高尚品格的人：对师长要尊敬，对同道要谦逊、真诚、宽容，对后学谆谆诱导，热情教诲，对病者一视同仁。

他终生研究儒家之学，并希望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通过学习培养、提高道德品格和素质修养。他根据《礼记·中庸》“仁者人也”，提出了“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的为人三大纲要。

进德以促修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过去带教实习期间，他总是不论早晚，不避风雨，上门救治危重患者，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如今年逾九旬，仍在讲台上传授医学知识，在医院内亲自诊疗，在深夜挑灯修改学生论文。在2003年“非典”时期，他不避个人安危，为“疑似非典”的高热患者诊治。即使有时身体不适，病卧在床，仍坚持为患者把脉处方，令病家感动不已。

裘沛然还经常组织调查研究，对教学、科研及临床医疗的改革提出积极建议，并多方加快呼吁中医药立法工作。同时，他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讲座，为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倾注大量心血。他提出的“中医特色、时代气息”八字中医发展方向，在中医界得到了广泛认同。

作为全国首批名老中医师承导师，裘沛然悉心培养，其学术继承人王庆其已成长为“上海市名中医”。2005年，上海中医药大学成立“裘沛然名师工作室”，开始系统整理裘沛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2006年国家科技部批准“裘沛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研究”正式确立为“十五”攻关课题，2008年“裘沛然治疗喘咳病的临床经验运用研究”又确立为科技部“支撑”计划课题。

他工诗善弈，技惊里手；他以“文化大道”引“医学小道”；特撰《人学散墨》，以治疗心灵疾患

如今，裘沛然虽已是耄耄之年，仍未释卷停诊。他耳聪目明，头脑清醒，行动自如，身体虽然消瘦却很少生病。工作闲暇，裘沛然喜欢吟诗写词和与人对弈，其诗多寄托遥深，著名书法家胡问遂以“笔为苍生始可珍”墨宝相赠。

裘沛然儒学及古体诗造诣尤深，可谓博古通今，医文俱佳。被上海中医学院第一任院长程门雪赞为“一时诗句动星辰”。一部《剑风楼诗文钞》六十余位书法家欣然为其诗濡墨挥毫。而在《裘沛然选集》中收录了他的不少诗词佳作和散文随笔。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选的《翰苑吟丛》收录了裘沛然15首诗歌，对其诗至为推许：“先生是当世大医，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卓有建树，以善治疑难杂症著称，同时又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及诗文造诣，以良医涉世，良相胸怀，好学不倦，老而弥笃。其诗沉郁而兼旷达，晚近之作理致与诗兴交融，臻浑成老境矣。”《辞海纪事》曾这样描述他的文笔：“那一手精妙美文如同出自文学大家之手，而他深厚的古文功底，绝非当今一般作家所能比。”

关于他的诗弈之趣，有两则美谈逸闻。一个是他与已故海派大画家唐云赖诗画相交的故事。唐云以孤傲狂放著称，裘沛然对于唐云的书法极为钦佩，一日路过唐府，于是径直进门相访。唐云面对陌生来客，踞坐高椅，生硬发问，傲慢之态溢于言表。裘沛然答：“我有一首诗，要请你写字。”唐云依然视若无睹说：“把诗拿给我看看。”接诗之后，唐云捧读再三，蓦然起立，请裘沛然就坐，并招呼保姆递烟送茶，坚持留饭，并言：“大作极佳，理当遵命。”宾主谈诗论艺，言谈甚欢，其后订为至交，成就艺坛佳话。另一个是裘沛然与象棋特级大师胡荣华多有手谈，胡大师惊呼裘老以如此高龄而有不凡棋艺和神来妙招，遂称裘老为真正的全国冠军，但又补一句，“您是古稀年龄一段的全国冠军”。两位冠军相晤，其乐融融。

裘沛然吟诗弄文，诗文深处却是他对济世活人的牵系。他曾自诗：“世犹多病愧称医。”身为医生，有责任救治民众的身病，也有责任矫治民众的心病和社会的道德风情病，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儒医”的标准。而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发现：道德修养、心理健康状况对于疾病具有重要的影响。做了好事，心情愉快，气血调和，对于健康很有裨益；而如果做了亏心事，虽然人或不晓，但是自己心虚气怯，脏腑失调，自然有损身心健康。

他尝言“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易通”。对“做人”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使他的视野超越了医学范围，而向史学、哲学领域延伸。在先哲时贤众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对社会人情的思索，他形成了学术性与普适性相结合的儒学观念。为孔孟儒学“拨乱反正”，阐发其“人学”思想的内涵，他开始动手撰写《人学散墨》一书。当时他已八十七岁。他或请教专家，或博览群书，或灯下沉思，或聚友商谈，汇众人之力，屡易其稿，终于面世。书中强调了立德养性的做人之道。汇医道、文道、人道于一炉，立意深邃，融会贯通，集中反映了他的博识才学和仁爱之心，更透露出老人浓浓的道德忧患精神，为社会广泛关注，评论界称之为“一代儒医的道德文章”。

历来医生兼晓儒学的不少，然而像裘沛然这样对儒学进行深入研究与长期思考，特别还撰有儒学专著者，在古今医家颇为少见。

1916年1月　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88年10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慈溪县建制，改设慈溪市（县级），仍属宁波市，区、乡（镇）行政区划不变。）。

1928年-1930年　随叔父裘汝根学针灸。

1930年-1934年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

1934年-1958年　在浙江慈溪、宁波及上海市行医。

1958年-1977年　在上海中医学院任教。先后担任针灸学教研室副主任，经络学、内经、基础理论、各家学说等教研室主任。

1978年　任上海中医学院基础部主任。

1979年　任上海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80年　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

1990年　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

2009年 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